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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女人的死（第1页）

那年夏天，我拉肚子一个多月没有药吃。

明铁盖哨卡将在今后的几年里盖一院新营房，我们这些老兵已开始为施工备料，每天到河滩把河谷里的石头搬出来。这些石头都很不规则，可是，在喀什，在塔什库尔干，那些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工匠却能用这些石头砌出非常整齐的墙。山下拉上来的一些水泥堆在哨卡唯一的厕所里。连队不得已在野地里挖了一个坑，用破烂麻袋片遮拦起来当厕所。

就在这些日子里，我每天要十几次到外面“蹲坑”。

哨卡军医只有三个药箱，为数不多的止泻药早被我吃光了。我的肚子每天胀得像一面鼓，还要到河滩里去搬石头。好在年轻，似乎什么病都能抗得住。直到后来，我一天“蹲坑”

三十多次。

最后一次是在中午，刚歇工。我“蹲坑”回来，只觉得身体发虚，腿软、心慌、烦躁不安。“我要完了吗？”一阵恼怒涌上心头，我一拳打飞了炉子上的烟筒，挣扎到隔壁屋子———电台室。我哗啦一下推开门。干部报务员吕春波和三个战士报务员正在一边收报一边吃饭。他们惊讶地看着我。“快把指导员叫来。”说完，我挣扎着走回房间。

指导员周启鑫很快来了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的脸发麻。”

我想用手摸脸，但手麻了，脚也麻了，一下子栽倒在床。

接着，我的手和腿开始抽搐……军医杨金玉很快跑进来，说：“快！抬到我屋里去。”

他们抬我时，我的整个身子连同脖子都硬了，但头脑清楚。

大家把我放在军医的床上。他连最起码的挂液体的设备和药物也没有。他找出一把银针，扎在我的合谷、足三里、内关、外关等穴位上。一把针扎完了，我从头到脚全是针。僵硬终于缓解，腰能弯了，手能动了。不久，窗外汽车声响了。

我很快被抬上车，卫生员王小国把我半搂在怀里。司机唐世荣是四川人，与我交情很深。他把车开得像要飞起来。一百多公里山路，他只用了四个多小时。黄昏我们到达塔什库尔干团部卫生队。卫生队队长和几个军医在门口等着。

很快吊上液体。在团直步兵连服役的老同学付川闻讯赶来。他后来对我说：“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，你的脸像藕塘里乌泥的颜色。”

我真正是进了一趟鬼门关，差点把自己扔在雪山上了。

毕竟年轻，第三天我就能下床了。我的那些同乡，有当炊事员的，从厨房“偷”来猪腿，给我炖汤喝；有的从药房“偷”来葡萄糖液，让我当水喝。第四天，我已经能坐在卫生队门外的塄坎上，晒高原中午的太阳了。

就在这一天，一个女人款款地走来。我之所以注意她，是因为她长得像我中学的一个同学。她高挑身材，微红的浅麦色肤色，端正的鼻子，俊秀而温和的眼睛，一头黑发，梳成一条长辫。

我知道，在这个边防团，一些干部带了家属。她们就住在团部附近的家属院。

王小国第三天就回连队了，接替他的是军医杨金玉。

他是１９６８年的兵，老单身。他的一个同乡在卫生队当司务长，把他安顿在卫生队院子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住。我精神好时，就上他那去看打纸牌。

一天，那个女人又款款走来。杨金玉对我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女人快要生了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后勤处协理员的家属。”

当她从我们身边走过时，杨金玉叹息说：“这些河南人啊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该把她送到山下去。从来没有一个家属在这里生过孩子，这里没有妇产科。”

“有什么危险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这里氧气不够，空气缺乏水分，气压低。”

我知道缺氧的厉害，对干燥也深有体会。自上高原后，我嘴唇就干裂了一道口子，宽到可以把一粒米塞进去。这个口子怎么也无法愈合，直到几年后我退伍回到家乡，才自然愈合。

而低气压可以使正常人的高压降到九十，低压降到六十。我着急地问：“她男人呢？”

“到卡子上检查装备去了。卫生队队长是他们的河南老乡，一个村的。他认为，他有办法在这里接生孩子。”

我不由得为这个女人担忧。

一个上午，那女人被一个黑汉子搀扶过来。她身子趔趄着，从我们身边哼哼不止地走过，进了卫生队的院子，走进队长办公室的套间。

不一会，队长大声喊道：“杨医生，快过来帮忙！”

杨金玉跑过去，帮他们把两张办公桌并在窗户下边，铺上褥子———那就是她的产床。然后，杨金玉走出来，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听动静。我认为，应该听到一声婴儿的哭泣，可是，许久没有声音。我们便又去杨金玉屋里打牌。

突然一声女人凄厉的叫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杨金玉笑着说：“大惊小怪，这是正常的。”我们打着牌，女人的叫喊一声比一声紧迫。我们便把牌放下，站到窗外去。一个军医从医护室端出一个消毒盘跑进那间屋子。不一会，他又跑出来，从一间屋子里搬出来一个氧气瓶。

“杨医生，快过来帮忙！”那个军医喊。

杨金玉帮他把氧气瓶推进屋里。“太可笑了，太可笑了。”

杨金玉跑出来时笑着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忙问。他笑而不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