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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人生自己定义（第1页）

蒋红安

蒋红安出生在一个条件极好的家庭，又是独生女，可以说是父母倾注心血悉心教养的女儿了。少女时代，她家的沙发上永远铺着浆洗过的白色蕾丝盖布，父母永远穿着一丝不皱的军便服。这样家庭的女孩，工作后大致方向便是教师、文职，都是安稳有保障的好工作。找对象更不必提了，大把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攥在介绍人手中等待着她的父母点头。

蒋红安决定要做一名保育院老师。按理说，父亲打一打招呼，她就可以到离家很近的单位附属幼儿园去。那里的领导、孩子的家长都是父亲能说上话的人，自然用不着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

可她偏偏想要去一所普通的幼儿园。那里的家长都是普通工人群众，条件挺不好，孩子又多，工作又忙得不得了。

还没等父母同意，她已经凭借优秀的幼教水平被那边录取了。父亲也没什么好反对的，固然怕她吃苦，可她这样有志气，深入群众有什么不好？

就这样，十八岁的蒋红安便成了“红星幼儿园”的一名保育员。其他教师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大姐，有着丰富的幼教经验，她们也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是什么家庭背景。问起她来，只说是普通教师家庭的子女。一开始，她十分快乐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年轻漂亮的“姐姐老师”。可是干着干着，她开始觉得不安了。

孩子们每天在园里的活动都十分严格，上午做手工，中午午休，下午做游戏。午休醒来，一排排的小孩子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商品，一个接一个接受老保育员们粗暴地穿衣、梳头、灌水。对“不听话”的孩子，大姐们凶极了，班里有一个最顽皮的男孩子还被踹过好几脚。她们重男轻女，对待男孩子满口赞扬，班里各种杂事都交给女孩子去做。她们还拿孩子取乐，当着孩子们的面便讲出许多不合适的批评和造谣来。

蒋红安不知为什么，那些大姐看不到被呵斥、被误解的孩子们眼中的恐惧和受伤，她们对待孩子就像对待盛在铁饭桶里的大锅饭，一勺一勺，都要老老实实，只要干起工作来轻松省事就好。这些也还算好，大部分幼儿园恐怕都是这样。

最让她难受的是老师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的区别对待。

班里有一个名叫董建的小男孩。蒋红安了解到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劳改犯，关进去之后亲生母亲就跑了。奶奶是个盲人，看不住孩子。他两岁时，跑进厂区，手臂被卷进机器里，现在只剩了一只手臂。他在幼儿园里永远极安静，也懂事，从不做老师不允许的事，小小一个人隐藏在孩子们之中，仿佛害怕被人看到。可他破旧的衣服、空荡荡的袖子，又总是那么引人注目。老师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他穿小鞋。比如打饭时只给他一个馒头，装作忘了给他打菜。比如当着他的面大声地议论他的父亲犯了什么罪，他身上穿的那些破烂又是何等寒酸。

一天，蒋红安正在给班里的女孩轮流扎小辫，听到了男孩子那边传来凄厉的哭声。她冲过去一看，一个壮实的小男孩正哇哇大哭。他指着董建说：“他揍我！他要杀我！”

董建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可是他脸上一大块红肿，一看就是被打过，衣服上也满是尘土。

“真是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！”一个老师一边尖声骂着，一边拧住他的耳朵，“你还打人？早晚也是个劳改犯！”

“干什么啊？！”蒋红安大吼一声，其他老师都吓了一跳。她推开拧着董建耳朵的老师，蹲下身来对着他说：“你跟老师说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是你先动的手吗？”

董建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，小脸皱成一团。他拼尽全力想忍住眼泪，但毕竟年纪太小了，眼眶里不争气地涌满了眼泪。

蒋红安见他这样子，心疼得顾不得别的，对那些老师吼叫起来：“别的孩子父母俱全，一个爸爸四个叔叔都在车间一线，所以他就不可能先动手吗？董建除了眼盲的奶奶一个亲人也没有，他就活该被打被骂被冤枉？！”

蒋红安把他上下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在他完好的那只手臂上，有一个牙印。下口极狠，隔着衣服都流出了血。

“走，老师带你去医务室。”

“大夫今天不在。”其他老师都冷冰冰地看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。

“那就去外头的医院。”她用瘦瘦的手臂一把抱起董建，带着他离开了这里。她忍着一腔怒火跑了老远，累得不行了，把孩子放下来时才发现他泪流满面。

“怎么了？哪里疼？还有哪里受伤了？”

小男孩用受伤的手臂搂着蒋红安的脖子，委屈地说：“是他先打我的，他说要把我的胳膊咬下来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老师相信你。”蒋红安轻轻拥抱住这个可怜的孩子，“你的胳膊要疼好几天了，老师买好药，就送你回家，你好好地休息。”

到了董建的家，她第一次见到了董建的奶奶。老人像一截枯木，只能凭着记忆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。家事做完后，就安静地坐在床上，仿佛跟屋子融为了一体。

蒋红安本来想告诉奶奶，孙子在幼儿园挨了欺负。可见到奶奶的模样她便没有说，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

“怎么回来啦？你又闯祸啦？”奶奶狠狠打了董建两下，看起来手臂挥得挺高，其实只是轻轻地挨在孩子身上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董建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！”蒋红安忙不迭地说。

“我这孙子，可怜哪。跟着我老婆子连饭也吃不饱。”蒋红安给董建上药时，便耐心听着奶奶絮絮说着孩子的命苦。说到董建从前老从幼儿园里把馒头带回家来，被老师抓住了，说他是个小偷。

怪不得她们现在连菜都不给他打。

蒋红安下班后回到家，沉默无言。她心中酝酿着一个计划，年轻的心正在尽力地运筹帷幄，等到想得周全后，她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“我想开一个幼儿园，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，不分家庭是干部工人，也不分资本家劳改犯，不分男女。孩子们可以随便玩耍学习，还可以尽情地说话，不管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大胆地说。女孩子也可以爬树，男孩子也可以用花手绢，不管是谁的孩子都能吃饱饭，不管是哪家的孩子都不能欺负人。老师不打骂孩子，而是好好地爱每一个孩子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，现在哪里不平等了？咱们本来就是平等的。再说，老师光知道爱算什么教育，那不乱套了？还有组织纪律吗？”

蒋红安的爸爸完全不赞成。一来，她太年轻，才当了几个月保育员就要自己开幼儿园了，胡闹。二来，她的想法不切实际，胡闹。第三，开个幼儿园谈何容易，即便是她爸爸这样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通关系的。蒋红安没有气馁，她一边上班，一边收集各种故事回到家讲给父亲听，可大概是她还太稚嫩，父亲怎么也听不进去。正在她觉得这幼儿园大概只能靠未来真的资深的自己来开办时，转机却出现了。

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此人跟她自然门当户对，而且还留洋归来。两人谈了几回，蒋红安就讲了自己的想法。谁知这人十分欣赏。碰巧他家里就有亲戚专管批幼儿园文件，于是便承诺要支持她的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