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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0章 论重典与重刑上（第2页）

实行郡县制，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。

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，翻阅我国四千年的历史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，商鞅不首屈一指乎？”

战国末期，我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“依法治国，人人平等”。

他主张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逸匹夫”。主张“重赏、重罚、重农、重战四个政策”。

《韩非子》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，约十余万言，总结和阐述了“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”的论断。

韩非子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。

一部《韩非子》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，同时，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。

三国时期政治家曹操的法治思想：“设而不犯，犯而必诛”。

贞观时期的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高峰，有一批贤臣良吏如房玄龄、马周、魏征等，所以贞观法律能够得到很好地实行。

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快速衰落的起点，世人慨叹，“虽有贞观之法，苟无贞观之吏，欲其刑善，无乃难乎”。

意思是，再好的法律，还必须要有贤明廉洁的官员去执行，这也正印证了商鞅“以私害法者国必亡”的论断。

所以，任何时候，法治和吏治必须同等重视。

古希腊着名的哲学家、政治家和律师西塞罗有句名言：“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。”

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言必称西方的人权和自由。

岂不知，他们所谓的人权和自由，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踩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，或者红线上，更是在恣意地踩踏着道德和伦理的花园或者庄稼地。

领袖一生中亲自批示处死了七名贪污犯：谢步升、唐达仁、左祥云、黄克功、肖玉璧、张子善、刘青山，其中黄克功是杀人犯。

他曾经说过：“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。

我建议大家重读一下《资治通鉴》。

治国就是治吏！‘礼仪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之不国。’

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，贪污无度，胡作非为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，那么天下一定大乱，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！

杀张子善、刘青山我讲过：‘杀他们两个，就是救两百个、两千个、两万个啊！’事出无奈，不得已啊！

问题若是成了堆，就积重难返了啊！

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，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，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！

我们不是明朝的崇祯，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。

不过，谁要搞腐败那一套，我就割谁的脑袋！我若是搞腐败，人民就割我的脑袋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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