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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雪线（第6页）

“他们那边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他们在山下。他们的帐篷扎得很远。”

“像我们牧民的帐篷一样吗？”

“不，他们的帐篷是白色的。”

易顺说：“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干活！”

大家都爬起来，去拿工具。

建德把一个空罐头盒一脚踢开，说：“干活了！”

郑德也一脚把一个罐头盒踢开，说：“干活喽！”

一堆石头被刨开。一棵树被我们一直刨到树根。大家气喘吁吁。

我的眼睛突然一亮。

这棵树从三块大石头中间长起来，三块石头呈三角形交错。也许，这三块石头本来是一块，这棵树从它的缝隙里长出来，硬把它撑破。总之，坚硬的石头挤压树身，硬把这棵树干挤成了三角形状。但是，在这一段以上，它又长回了原来的模样。我们把石头撬开，把这棵树连根刨起。我用手摸了一下树身的棱角，居然像铁一样坚硬。

有好半天，我看着它出神。

易顺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这棵树……”

易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真不该挖它。”

易顺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你看看这里，它能长起来，太不容易了。”

易顺说：“唉，这里的树都不容易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

我远望连长和一班长他们那边，还有侯排长和三班那边，挖出来的树已经不少了。它们躺在山坡的石堆上，像战死者的尸体。

我深深地叹一口气。

太阳开始西斜。那边山梁上，连长带着一帮人扛着树往山走。我们还是老办法，拖着树下山。不过我们增加了警戒，专门盯防那些滚落的石头，随时警示。太阳完全西斜时，所有挖出来的树都被运到沟底。我们在沟底把它们砍了，把树枝和树根截下来，分开往山下运。

我用绳子捆住一捆树梢，背在肩头。我看见三班长邱明和刘海平一样都扛着一段树身。他们都是涉县人，他们负重行走时沉闷而坚毅。

大家三三两两地负重而行，没有来的时候话那么多了。有人把棉衣脱下来，垫在肩头。

人在艰难时差不多都是这样，自己和自己铆足了劲。负重而行，没有言语，甚至没有目光的交流，即使互相看着，也是木然的，生怕打扰了内心那一把力气。一步步地往前走，或者站住，直着脖子喘息。不少人又压弓了背，像一只煮熟的虾米。其实，我们的肩头并没有重到不可忍受的重量，关键是缺氧，关键是高海拔低气压，稍一活动就加速心跳。还有干燥的空气极易使人失水。干裂的嘴唇像要被撕开似的。

我回头一看，连长一贯威严的目光这个时候也变柔和了。

连长扛着大半棵树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目光平和。这个时候的连长分外容易接近。连长又被压成虾米形状，用手抹汗时，把自己抹成了花脸。他的目光也是木然的，他用喘息的工夫安抚自己。

太阳最后的光线在山沟里消失了。我们出了沟口，把扛回来的柴扔在帐篷旁边的空地上。我们又感到生命的活力在恢复，又看见了那在山下奔涌的雪水河。

炊事员吴明德正在灶门口忙碌。馒头蒸好了，现在在烧汤，潮湿的松枝一时燃烧不起来，他用铁勺舀了一勺柴油浇进灶门，轰的一声，火头喷了出来……整个７月和８月，我们天天这样。不同的是，我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矫健。人瘦了，有的瘦了一圈，甚至脱相。眼睛却变大了，人看人时，满眼都是善意。这光秃秃的群山在消磨和打造人的意志。这一段经历，使人的心一点点沉下来，以后看见什么都不会惊慌失措。

从７月开始，每天午后，雪水河就波浪翻滚。我们至少要坚持到９月，９月以后河水会陡然收窄，那时候，这些柴才能够运到河对岸。然后在对岸装车，运回哨卡去。

那时候，这个沟口活动着的是疲惫不堪的一群边防兵。帐篷外的柴堆得像一座小山，而人却一个比一个狼狈。雪山小溪的溪水刺骨地冷，他们很少用它刷牙，也很少用它洗脸。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，人更瘦削了，肮脏的棉衣棉裤上到处是石头划破的口子。如果没有帽子上的红星和领口的红领章衬着，他们那个脏兮兮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一群囚徒。而在每个夜晚，在那冰冷的不平整的地铺上，他们都睡得贼死。山风在帐篷外呼呼地吹着，没有梦，也没有梦想，他们为这一堆柴而活着。

三十五年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：我只身骑马回到瓦罕走廊。那些铁锈色的高山，那些凝脂般的雪峰因为气候变暖，山坡上长起了一棵棵年轻的树。它们不是那么茂密，在山岭上稀稀拉拉的，但是，都长得很高大，有针叶树，也有阔叶树。而在明铁盖哨卡明铁盖河上游拐弯的地方，建起了一道水闸。那里有一座小村庄，村庄里林木茂盛。村里住着四五户人家，有汉族的，有塔吉克族的，也有维吾尔族的。我走进哨卡房门，哨卡里是新一代守卡人。我在他们中间居然看见了几位老战友，他们还像当年那个样子，像当年一样年轻。我哽咽着哭醒来，身边的妻子也醒来了，她拉开灯，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了，怎么，你满脸都是泪水？”

我说：“我梦到明铁盖了。”

我想说：“我心里难过。”我又想说：“我好幸福！”

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晚８点３６分于浦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