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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步入仕途
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,杨嗣昌中举人,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起点。四年后的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他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,获赐同进士出身,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明朝的官僚体系。此后,杨嗣昌开始了他多姿多彩的官宦生涯,先后担任杭州府学教授、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位,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行政能力,也为他后来在户部任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杨嗣昌在户部的历练尤为重要,他先是在福建司和江西司担任主事及员外郎,后于泰昌元年(1620年)升任户部郎中,不久又迁至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。在这个位置上,他展现了对财政管理的深厚理解,尤其是在处理边疆军饷问题上。当登莱巡抚袁可立因辽东战事紧急向朝廷请求拨款时,杨嗣昌及时上书,呼吁朝廷发放二十万两银子以稳定军心和民心,显示出了他对国家大事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。
然而,正当杨嗣昌在官场崭露头角之时,朝中政治风云突变。随着魏忠贤势力的崛起,朝堂之上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。为了避免卷入这场政治旋涡,杨嗣昌选择了明哲保身,以病为由辞官归乡,与父亲杨鹤一同隐居在湖南武陵,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。这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考量,也是对家族未来的保护。
在隐居期间,杨嗣昌并没有完全远离政事,而是利用自己在户部积累的丰富经验,开始整理和总结有关边疆财政和军事后勤的知识。他编纂的《地官集》二十卷,系统地记录了他在户部工作时对于边疆事务的观察和思考,这份着作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体现,也为后人研究明末边防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二、获任边寄
天启七年(1627年),随着信王朱由检即位为崇祯帝,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,原先被排挤的杨鹤、杨嗣昌父子迎来了新的机遇。崇祯帝对杨嗣昌的才华早有耳闻,尤其对其着作《地官集》印象深刻,这促使杨嗣昌得以重新启用。崇祯元年(1628年),他被派往河南汝州道分巡,翌年冬又调任霸州兵备道,负责地方军事与治安。
崇祯四年(1631年),杨嗣昌升任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,负责关键边防区域的安全。然而,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,他的父亲杨鹤因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,被判死刑。杨嗣昌深感忧虑,多次上疏请求辞职,愿意以自身官职换取父亲的性命。崇祯帝被其孝心所感动,最终赦免了杨鹤的死罪,改为戍守江西袁州,并劝慰杨嗣昌继续为国效力。
崇祯五年(1632年),杨嗣昌被委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山海关、永平府等要职,负责提督军务。在任内,他积极整饬防务,加固山海关两翼城,显着提升了边疆的防御能力。崇祯七年(1634年),他更进一步,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宣、大、山西三镇总督,频繁上疏讨论边防策略,提出开矿招工的创新思路,以削弱潜在的叛乱势力。这一系列举措,不仅展示了杨嗣昌的治理才能,也加深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。
然而,命运的考验并未结束。崇祯九年(1636年),关外满清入侵,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,国家陷入危机。崇祯帝决定起用杨嗣昌,命其接任兵部尚书。面对如此重任,杨嗣昌曾三次上疏请求辞让,但都被崇祯帝拒绝。次年三月,杨嗣昌抵京履新,直接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,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阶段。
三、张网剿寇
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之时,明王朝正遭受内外交困。外部,满清的铁骑频频南下,威胁京师安全;内部,以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地区流动作战,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。杨嗣昌上任之前,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败起义军,生擒高迎祥,使得局势暂时有所缓解。然而,杨嗣昌在守制期间已对时局进行了深入思考,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机,并且具备出色的口才和笔力,每次面见崇祯帝时都能条理清晰地陈述观点,与前任兵部尚书的木讷形成鲜明对比,深受皇帝赏识。
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主要集中在两点:一是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二是“足食然后足兵”。他主张先与清朝议和,以稳定京畿周边局势,集中精力对付内部的农民军。同时,他提议增加兵力和军饷,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,包括均输、溢地、寄监学生事例、驿递等方法。崇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,先后向民间加派剿饷和练饷,试图通过充实军力来解决内乱。
杨嗣昌提出的“四正六隅、十面张网”计划,是其战略的核心。该计划依赖于总督洪承畴和总理王家桢的配合,但在杨嗣昌看来,王家桢能力平平,无法胜任重任,于是经由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推荐,向崇祯帝举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。熊文灿在围剿农民军方面颇有建树,使得各地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对农民军的围剿取得了明显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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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崇祯十一年(1638年)二月,湖广地区的农民军领袖刘国能、张献忠先后接受熊文灿的招抚,但杨嗣昌基于父亲杨鹤招抚失败的经验,对张献忠等人持怀疑态度,主张他们必须“杀贼自效”才能获得信任。然而,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求成,对张献忠的信任超过了杨嗣昌的警告。结果,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,而张献忠则是假装投降,最终与李自成联手,对明朝造成了致命打击。
在杨嗣昌的战略指导下,农民军的势力一度受到严重打击,尤其是李自成,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的追击下,到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十一月时,仅剩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,形势看似一片大好。然而,杨嗣昌所期待的“十年不结之局”即将收尾之际,农民军的再度崛起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命运,使得杨嗣昌的努力最终未能挽回明朝的颓势。
四、和戎失利
在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期间,他不仅致力于平定国内农民起义,同时也着手处理明朝面临的外部威胁——满清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杨嗣昌主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认为应先与清议和,以减轻外部压力,集中力量应对国内的农民军。五月,崇祯帝在中极殿举行策试,主题围绕“剿兵难撤、敌国生心”。杨嗣昌在策论中巧妙引用历史上的天象异象与异族关系,如东汉日蚀火星与南匈奴的议和,以及宋太宗月蚀荧惑与辽军战败的故事,以此暗喻其对清和议的立场。尽管朝中多数大臣反对,但崇祯帝对杨嗣昌的主张颇为赏识,加之杨嗣昌无党无偏、勇于担当,皇帝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加深,六月便将其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,入参机务,继续执掌兵部事务。
事实上,杨嗣昌早已在私下里推动议和事宜。同年三月,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盲人卦师周元忠前往沈阳,试探满清口风,皇太极对周元忠礼遇有加,并表示若议和达成,将撤兵东归。杨嗣昌得知后,立即建议崇祯帝授权方一藻和太监高起潜便宜行事,推进议和。皇太极的回信强调,若不允和谈,夏季秋季将有所行动。杨嗣昌极力促请崇祯帝抓住机会进行和谈,但皇帝仅命令方一藻、高起潜“细酌”。
杨嗣昌的议和主张公开后,朝中掀起轩然大波,众多大臣猛烈抨击,其中以少詹事黄道周最为激烈。表面上,黄道周反对杨嗣昌“夺情入阁”,实质上是反对与清议和。崇祯帝于七月召集众臣于平台,令杨嗣昌与黄道周当面对质。黄道周从纲常伦理出发,指责杨嗣昌忠孝两亏,杨嗣昌则反击黄道周曾为“杖母烝妾”的郑鄤辩护,称黄道周自认“不如郑鄤”,即不如禽兽。最终,崇祯帝偏向杨嗣昌,贬斥了黄道周等反对者。
然而,尽管杨嗣昌躲过了弹劾,崇祯帝因群臣的反对,未对和谈给予明确支持,导致与清的议和停滞。皇太极见状,于同年九月发动大规模入侵,即戊寅之变。明廷内部政见不一,杨嗣昌、高起潜与总督卢象昇之间协调不力,卢象昇最终在巨鹿贾庄战死,数十座城池相继失守,近五十万民众被俘。次年三月,清军撤退,事后追究责任时,杨嗣昌虽遭弹劾,但崇祯帝依然庇护他,感叹议和之事几近成功,却被“几个黄口书生”所误,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五、南下督师
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随着戊寅之变的发生,明朝的内外局势急剧恶化。杨嗣昌原本的和谈计划和“十面张网”战略均告失败,农民军的死灰复燃,尤其是张献忠在谷城的再次起兵,使整个中原地区重新陷入战火。杨嗣昌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,不仅朝中言官要求追究其责任,他自己也多次上书请求辞职。然而,崇祯帝仅以贬斥言官和暂时降职的方式回应,不久又恢复了杨嗣昌的官职。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,杨嗣昌推荐傅宗龙接任兵部尚书,而自己则主动请缨,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授予督师之职,负责平定农民军,以尚方宝剑象征皇帝的权威。
在崇祯帝的饯行仪式上,杨嗣昌被赋诗鼓励,随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京城,前往湖广襄阳设立行营。在那里,他迅速组织兵力,准备对张献忠的农民军进行围剿。崇祯十三年(1640年)二月,杨嗣昌麾下的左良玉在川东玛瑙山大败张献忠,取得了初步胜利,俘获了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,这一消息令崇祯帝大为振奋,不仅嘉奖了左良玉,还亲笔致信慰勉杨嗣昌。
然而,杨嗣昌在处理将领关系上显露出了不足。最初,他保荐左良玉挂“平贼将军”印,后又因左良玉难以驾驭,转向陕西将领贺人龙,提议由贺人龙接替左良玉。但当崇祯帝批准后,杨嗣昌又改变主意,担心左良玉不满,再次上疏请求维持左良玉的原职。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感到不满,导致二者都不愿听从杨嗣昌的调度。此外,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杨嗣昌阳奉阴违,借口粮食补给困难而按兵不动,贺人龙、李国奇也以兵力不足为由撤回陕西,使得杨嗣昌在川东的部署陷入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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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献忠利用明军的混乱,与罗汝才会合,在大昌县土地岭击败明军,再次扩大了农民军的势力范围。杨嗣昌面对这一局势,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,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不合作,使得明军防线接连被突破。杨嗣昌虽处决了逃跑的将领邵仲光,但仍无法阻止张献忠的进军,农民军一路西进,势如破竹。
杨嗣昌的督师行动并未如预期般顺利,他坚持的尾随紧迫战术,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张献忠,反而使明军疲于奔命,士兵们在风雪中艰苦行军,士气低落。张献忠甚至创作顺口溜嘲笑明军的被动局面,反映出杨嗣昌在战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误。
六、身死沙市
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的连续胜利,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。正月,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部队,随后迅速向襄阳进发。与此同时,李自成趁左良玉与杨嗣昌之间矛盾激化之机,从奉节鱼腹山突围,转战河南,攻占洛阳,处死了福王朱常洵,此举震惊全国,加剧了明廷的危机。
二月初四日夜晚,张献忠奇袭襄阳,一举攻陷这座杨嗣昌认为固若金汤的城池,襄王朱翊铭不幸遇害。有传言称,张献忠在处决朱翊铭时曾言:“吾欲斩杨嗣昌头,而嗣昌远在川,今当借王头,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”这一事件对杨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此时的杨嗣昌,已是白发苍苍,疾病缠身,身心俱疲。他在正月八日给崇祯帝的奏折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,形容自己“日呕痰血,夜不得眠,奄奄垂毙”,并为襄库饷银匮乏而忧愤不已。
随着洛阳、襄阳的相继失守,以及两位藩王的遇害,杨嗣昌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。在追赶张献忠的途中,他得知这些消息后,深感无颜面对君主和社稷,从此不再进食,直至行至荆州沙市徐家园时,病情急剧恶化,卧床不起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将所有事务托付给了监军万元吉,并通知家人前来见他最后一面。三月初一日,杨嗣昌在沙市逝世,关于他的死因,有自缢或服毒的传闻,但实际可能是因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致。
杨嗣昌的去世引起了崇祯帝的深切哀悼,他亲笔撰写祭文,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傅,并表达了对杨嗣昌能力的认可和怀念。尽管皇帝也曾考虑追究杨嗣昌在襄阳失守中的责任,但最终以“议功”之例,免除了对杨嗣昌的追责。面对朝臣对杨嗣昌的攻击,崇祯帝一概不予理会,甚至在宫内训斥那些上疏攻击的臣工,指责他们意图沽名钓誉,并强调杨嗣昌是自己亲自选拔的,即使用兵不效,也应由皇帝自行裁决,显示出对杨嗣昌的保护。
结语
杨嗣昌的故事,如同一部浓缩的历史长卷,记录着明末社会的动荡与变迁。在那个英雄辈出、奸雄并起的时代,杨嗣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与责任的含义。尽管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褒贬不一,但无疑,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反思的历史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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